一

摆脱旧有模式的束缚

(资料图片)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从家长、老师或其他人那里，或多或少习得了一些限制我们生命的教导，尽管他们是心怀好意的。千百年来，这些有害的教导代代相传，许多已经根深蒂固，让人无从察觉。喜剧演员巴迪·哈克特在一次节目中谈到，他从小吃母亲烹饪的油腻食物长大，直到参军后才发现，原来吃完饭后肠胃还是可以保持轻松的。同样的，对于那些伤害性文化制约所带来的痛苦，我们也仿佛习以为常，甚至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要认清有害的习惯并将它们转化成对生命有益的认知和行为，需要我们投入巨大的努力和觉知。

要实现这样的转变， 我们就要熟悉“需要”，并且有能力与自己的内心建立连结。 然而，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学过“需要”的知识，我们的文化也往往不鼓励我们觉察需要，而是把“需要”看作为消极、有害的。一个人有需要会被认为不够好或不成熟。当人们表达自己的需要时，很容易被贴上“自私”“索取太多”的标签。

因此，通过区分观察与评判、认识感受背后的想法或需要，并以清晰的行动语言提出请求，非暴力沟通让我们更有能力在每一个当下觉察那些加诸我们身上的文化制约。若要摆脱这些制约对我们的束缚，最关键的一步便是看清它们。

二

化解内在冲突

内在冲突往往会让人陷入抑郁状态，而我们可以用非暴力沟通来化解这些冲突。在《精神病学的革命》一书将抑郁症归因为“无法认知到自己有选择”。当我们评判自己时，便是在远离自己的需要，更无法采取行动来满足那些需要。因此我们感到抑郁，就是说， 我们和自己的需要失去了连结。

有位饱受抑郁折磨的女士来学习非暴力沟通。我请她找到自己在极度抑郁时内在出现的不同声音，并将它们以对话的形式写下来，就好像这些声音彼此在交谈一样。以下是她写下的前两句对话：

声音1 （作为职业女性） ：我的人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我这是在浪费我所受的教育和才华。

声音2 （作为有责任感的母亲） ：你太不现实了。作为两个小孩的妈妈，你连他们都照顾不好，还妄谈做其他事情？

我们看到，这些内在声音充满了评判和指责，类似这样的对话已经在她的头脑中持续了好几个月。接着，我请她想象那个“职业女性”服下了“非暴力沟通药丸”，然后用以下句式重新表达： “当……，我感到……，因为我有……的需要，因此我想要……。”

于是她将“我的人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我这是在浪费我所受的教育和才华”转换为：“当我放弃工作、待在家里花很多时间照顾孩子们时，我感到压抑和挫败，因为我很需要在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所以，现在我想在我的老本行里找一份兼职。”

接下来轮到“有责任感的母亲”用同样的方式来重新表达。她将“你太不现实了。作为两个小孩的妈妈，你连他们都照顾不好，还妄谈做其他事情”转换为：“当我想到要去上班，我感到害怕，因为我需要确保孩子们被好好照顾。因此，我想计划一下如何在我工作时为他们提供妥善的安排，并且在我不那么累时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们。”

这位女士用非暴力沟通的语言表达了内在的声音后，顿时如释重负。因为她得以明白那些不断重复、撕扯她的想法背后所隐藏的感受和需要，并 同理自己的处境 。尽管她依然要面对现实中的挑战，例如：为孩子们寻求好的照顾、获得先生的支持……但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需要，而不再一味地自我评判了。

三

呵护我们的心灵环境

当我们陷在批判、指责或愤怒中时，很难为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的内在环境。非暴力沟通鼓励我们 关注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而不是自己或他人有什么问题。

一位学员分享了她在一场3天的培训中收获的巨大突破。她提到自己来上课的一个目标是学习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但在第2天早晨醒来时，她却头疼欲裂。“在过去，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检讨自己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食物？是不是让自己压力过度？是因为自己做了这个？还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那个？但这一次，因为学习了如何用非暴力沟通来照顾自己，我转而问自己：‘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来缓解头痛？’”

“我坐起来，慢慢舒展了脖子，走动了一下，又做了些别的事情让自己舒服些。我不再责罚自己。很快，头痛缓解了，我得以参加一整天的学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当我尝试同理我的头疼时，我发现在前一天没有把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身体通过头痛来告诉我：‘我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当我这样去做，我的身体也支持我完成了学习。我一辈子都在与头痛打交道，这一次的经历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许多年前，在完成长达9年的临床心理学课程训练后，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了心理治疗师的资质。毕业后不久，我有幸旁听了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 (Martin Buber) 与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 (Carl Rogers) 的一场对话。那时，布伯正在访问美国，他受邀来到一所精神病院，在一群精神科医生面前和卡尔·罗杰斯对谈。

布伯的观点是，人的成长发生在两个个体相遇时以脆弱而坦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过程中，他称这是“我与你”的关系。他认为，这样的坦诚无法存在于心理治疗师和来访者的角色之间。罗杰斯同意布伯的看法，认为坦诚是个人成长的先决条件，不过他也主张，开明的心理治疗师能够超越自己的角色，与来访者坦诚相见。

对此，布伯则表示怀疑。他认为，即使心理治疗师努力和来访者建立坦诚的关系，但只要来访者依然以“来访者”自居，把对方视作为“心理治疗师”，这样的相遇便不可能发生。他指出，来访者预约就诊、前往诊疗室以及付费“被治疗”的全过程都阻碍着两个人之间发展出坦诚的关系。

这场对话厘清了我长久以来的困惑。于是，我开始试着用非暴力沟通的语言来替代医疗术语。我不再用我所学到的人格理论来分析来访者，而是全然地和他们同在，并且同理他们说的话；我不再诊断他们得了什么病症，而是袒露这个过程中我的内心。

非暴力沟通让我不再去探讨病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转而关注这样一些方面：“他 （她） 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他 （她） 需要什么？面对他 （她） ，我有什么感受呢？我的感受反映了我怎样的需要呢？我想请求他 （她） 采取什么行动或做出什么行动，使他 （她） 过得更幸福呢？”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透露出我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的价值观，因而，相较于只是对他人做出诊断，我们会感到更加脆弱。

在另一次活动中，我受邀示范如何向那些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的人教授非暴力沟通。在大约80名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社工和护工的围观下，15位病人被请到台上。我开始介绍自己，讲解非暴力沟通的目的，忽然一位病人做了一个看似与我所述无关的回应。由于依然带着他被确诊为慢性精神分裂的临床思维，我下意识地认定，自己无法理解他讲的话是因为他头脑混乱，于是我对他说：“你看上去不太明白我说的话。”

此时，另一位病人插话道：“我懂他在说什么。”紧接着他解释了那位病人先前的话与我之前的介绍有什么关联。当我发现并非那个男人神智不清，而是我自己没有领悟其中的关联时，我惊愕地看到自己如此轻易就把沟通障碍归咎于他。我真希望为自己的感受负起责任，但愿说出口的话是：“我感到困惑，我想理解我的话与你的回答之间的关联，但我并不知道，你愿意向我说明一下吗？”

除了这一片刻我跌入了临床诊断思维，余下的时间里，我与病人顺畅地交流。那些病人的反应让医生惊讶。他们问我是否认为这是一群特别合作的病人。我回答说： 当我不再试图诊断、分析人，而是把我的内心世界与他们的内心世界连结时，人们通常都会给予积极的回应。

后来，一位工作人员请求我再进行一轮相似的交流，让心理学家和治疗师参与其中。于是，台上的几位病人与观众席的志愿者交换了位置。与工作人员一起工作时，我艰难地试图向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澄清，“头脑的理解”与“非暴力沟通的同理”有何不同。每当组里有人表达感受，他便会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自己的分析，而不是同理那些感受。当他第3次做出这样的表达时，一位观众席上的病人大声喊道：“你看不到自己又在分析了吗？你在解释她说的话，而不是在同理她的感受！”

用非暴力沟通的方法和意识来辅导他人时，我们和对方创造的是真诚、坦率和双向的关系，而不是和对方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也不是在诊断对方，或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专业辅导者姿态。

四

小结

非暴力沟通可以帮助我们将内心的负面信息转化成感受和需要，从而改善和自己的沟通。如果有能力做到同理自身的感受和需要，我们就可以转化抑郁情绪。非暴力沟通教导我们如何专注在自己及他人心底真正的渴望上，摆脱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纠错的习惯，从而创造更加和平的心境。心理辅导与治疗的专业人士也可以用非暴力沟通与来访者建立真诚的关系。

作者：马歇尔·B·卢森堡博士，国际性缔造和平组织非暴力沟通中心（CNVC）创始人和教育服务主管，2006年获得地球村基金会颁发的和平之桥奖

来源：《非暴力沟通（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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